武汉瑞丰时代酒店怎么样?寻访第一代“打工妹”

中国妇女报2020-04-06 13:56:30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经济飞速发展,成为打工者首选地区和外来工最密集的地区,由此引领了中国第一波外来工浪潮。如今,这股浪潮已经席卷全国,中国农民工数量增长到两亿多人。


浩浩荡荡的打工大军中,“打工妹”是一个独特的群体。


       她们最早背负生活重担外出打工,给家中老少寄去希望和思念;


       她们身上普遍具有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用无悔青春书写属于自己的“春天的故事”;


       她们将汗水挥洒在异乡,为中国城市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正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故事,汇成了当今中国两亿多外来务工人员影像。


三四十年过去了,我国第一代“打工妹”的发展如何?现况如何?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近日进行走访,透过她们的人生故事,折射出这个不平凡的时代中一群普通人的特殊贡献。


被媒体称作“第一代特区打工妹”的凯达玩具厂女工们下班后的场景(资料图片)


蛇口诞生“第一代特区打工妹”


 “打工妹”,是一个饱含鲜明时代印记的名词。


她们跟随“春天的脚步”来到改革开放前沿广东,扎根于此、奉献于此。



走进位于深圳蛇口的改革开放博物馆,一幅场面震撼的开山炮照片及一处模拟场景格外引人注目——1979年7月,蛇口轰然响起填海建港的开山炮,标志着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破土动工。这是改革开放的第一炮,是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第一炮。


1982年,就在这片改革开放最前沿、百业待兴的热土上,诞生了中国第一代“打工妹”。广东韶关市劳动局为蛇口工业区外商独资企业港资凯达玩具厂招工,80多名韶关女孩成为凯达玩具厂首批合同制工人,她们后来被称为“第一代特区打工妹”。广东开始成为中国打工者首选的地区和外来工最密集的地区,并引领中国第一波外来工浪潮。


当年,从韶关一中毕业的18岁女孩郑艳萍,就是“第一代特区打工妹”中的一位。


位于蛇口的改革开放博物馆内设有一处凯达玩具厂的展位,2018年凯达姐妹来深36周年,郑艳萍特地在此拍照留念。


“1981年,我复读准备重新高考,想考到外地去。因为劳动局招工,可以到外地深圳,自己也想走一条新的路,所以就报名了。”日前,已经退休的郑艳萍向记者回忆起30多年前的往事,感慨万千,“到深圳36年,只有感恩,没有后悔”。


1982年2月18日,郑艳萍和同批招工的姐妹一行坐火车从韶关出发,傍晚到广州后住了一晚,19日再坐火车到深圳,然后再坐大巴到蛇口。“在蛇口新建的宿舍楼,吃完盒饭,大卡车拉来我们住的铁架床,一群‘铁姑娘’七手八脚搬下来,合力安装好,才有个休息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到蛇口的第一天。”郑艳萍告诉记者,当时的蛇口是一片大工地,黄土满天、百业待兴,职工也不多,其他设施比较简陋,“但那时的人都比较简单,容易知足”。


当年,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一样响彻全国的,还有另一句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口号——“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到广东打工挣钱,是许多打工者的朴素愿望。


郑艳萍告诉记者:“招工的时候跟我们说基本工资是80块钱一个月,这比我父母工作了几十年的工资还要多。这也是我来蛇口的目的之一。我们家四个孩子,父母压力也不轻。第一个月的工资忘记是多少了,但当时的满足感到现在都难以忘记。”


百业待兴的蛇口工业区,厂房陆续建起来,人员渐渐多起来了。凯达玩具厂陆续招来几批女工:2月份的来自韶关、3月份的来自肇庆、5月份的来自汕头……据了解,凯达玩具厂的员工规模最大时曾达到3000人。


下班的人潮堵满厂门口的马路。(江式高/摄)


在蛇口的改革开放博物馆里,一张凯达玩具厂车间的照片和模仿场景陈列于此:偌大的车间,几排长长的工位,每个女工一个小工位,上面堆满玩具。“当时就是劳动密集型,工厂车间大多都是流水作业,每个人承担一个局部的手工操作,没有太多技术含量,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地做,未来这些工作都可以用机器人替代。加班也很多,因为是自己主动选择的,大家也没什么怨言。”郑艳萍回忆,1984年,她的户口也迁来了,成为蛇口的职工,并有资格参加蛇口的福利购房。


幸福感随着生活的变化慢慢厚重,但劳动密集型的工作机械单调,时间长了,年轻人会有一种无力感。郑艳萍开始思考,难道就这样一辈子工作下去?郑艳萍坚信,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于是,下班后,她把时间全部用在读书上。通过刻苦复习,郑艳萍参加了全国高考统考,被深圳大学中文系录取,后转到法律系学习。1994年,不安于现状的她,又考取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在职研究生。


从1983年开始,一个个新公司在蛇口工业区陆续开张,招聘广告满天飞,凯达玩具厂的很多女工有了更多重新选择的机会。她们有的招聘去了小学、幼儿园当老师,有的去太子宾馆、海上世界和旅游公司等。彼时,在蛇口夜校学会计专业的女工最多,她们大多从出纳到会计再到财务总监,甚至有人后来成为银行支行行长。凯达玩具厂大部分员工是在1995年公司撤销时离开,并重新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新定位。


郑艳萍说,自己在凯达公司工作两年后,调到蛇口工会,在女工部、法律部的岗位一直工作至退休。


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成为打工妹奋斗历程的真实再现。


1990年,由珠江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特区打工妹》上映,讲述了第一代打工妹到深圳一家外资工厂打工的故事。1991年,同题材电视连续剧《外来妹》播映,风靡大江南北。《外来妹》中陈小艺饰演的角色“赵小云”聪明伶俐,被商品经济大潮从穷乡僻壤的赵家坳带到珠江三角洲,这个角色也被评为“改革开放中涌现出的新型现代女性”。“阳光、乐观、积极是我们的主基调。”郑艳萍说。


南巡讲话再掀南下打工高潮



 “打工妹”们背负生活重担出走故乡,给远方亲人带回生活的希望;


她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为一个时代的进步奉献巾帼之力。


“打工妹”们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她们奋斗之路与家国之变紧紧相连。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1992年,邓小平前往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成为中国改革再出发的标志性事件。南巡讲话之后,世界五百强企业纷至沓来,内地农民工南下广东打工再掀高潮。


在这波南下热潮中,湖北妹子李青霞就是其中一位。



1994年1月,21岁的湖北妹子李青霞(右)通过招工来到广东惠州一家宾馆打工。


1994年初,当年21岁的李青霞抱着“打工赚钱帮忙养家”的目的,从老家来到广东惠州。采访中,她向记者讲述起南下打工前在老家的生活。“我家在湖北咸宁市崇阳县农村,姐妹六个,家里非常穷,真的是饿过肚子的。在这个环境中长大,我们姐妹都非常乖,放学回家一放下书包就帮忙干活。”李青霞说,即便如此,家庭压力还是很大。高中还没毕业的那一年,她母亲生病了,身为老大的李青霞只得停学,先在家里帮忙干了一年农活,后来跟着亲戚到了武汉打工,在一个招待所当服务员。


一年后,李青霞偶然听说有一个广东惠州的酒店来武汉招工,月工资500~800元。“我当时在招待所只有80元,这个工资听起来很吸引人。”于是她报名并通过了招工考试。


1994年1月的一天,李青霞一行40多个女孩子来到了广东惠州的一家宾馆,她仍然做她的老本行——客房服务员。拿到第一个月的500元工资,李青霞兴奋异常,“我们吃住都在酒店,又有工作服,听说外面治安环境不好也不敢多出去,所以花费比较少,第一个月的工资我只留下100元钱,其余的都寄回了家。”


做客房服务员两年后,认真能干的李青霞被提拔为客房部部长,此后,她又跳槽到另一家三星级酒店,最后又踏上了深圳的土地,一直从事酒店服务行业。


2018国庆黄金周期间,李青霞带着合作社农产品参加在河源市客家公园西门举行的精准扶贫展销会。


就是在惠州打工期间,李青霞遇见了老家在广东河源、同在惠州工作的丈夫,20多年后,向记者回忆起两个外乡年轻人相识相恋结婚的经过,李青霞满脸幸福。


同是在20世纪90年代,四川人胡小燕的外出“打工梦”也终于实现。


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右)在车间工作中。


1974年出生于四川广安农村的胡小燕,16岁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当过两年幼儿园老师。对于胡小燕“外出打工”的想法,起初父母并不同意,直到1998年,已经结婚生有一对双胞胎女儿的胡小燕终于下定决心前往广东打工。第一次出远门的她,跟着妹妹和妹夫花了三天三夜到了佛山。


据公开报道,那一年,像胡小燕这样的外出务工人员,仅四川省就有800多万人。


回想起当年外出打工的目的,胡小燕说:“很简单,因为老人治病欠下两万元的债务,就想出来打工挣钱还债。”抵达佛山,胡小燕就进入了疯狂找工作模式。胡小燕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流水线工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工资只有几百块钱,但这也比在老家种地一年的收入还要多。”


2002年6月,胡小燕在丈夫的介绍下应聘进入新明珠建陶工业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普通分级员。2004年,她所在的陶瓷厂因扩建要选用人才,胡小燕抓住机遇,从流水线工人走上了车间管理岗位。她一人负责招工、培训、考核、生产等环节。“有时候凌晨4点钟起床,5点钟到车间,到晚上11点还在车间。有次老家的女儿生病情况危急,但刚好我负责的一条新窑要投产,为了生产顺利,我只好狠心坚守在车间。”


像无数背井离乡的农民工一样,胡小燕把汗水洒在打工的城市,也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军功章”。2006年、2007年,她先后获评三水区“十佳外来工”、佛山市“十佳外来工”。2009年7月,讲述打工妹故事的电影《所有梦想都开花》上映,剧中女一号的故事就有部分取材于胡小燕的经历。


首批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诞生



她们经历了在时代大潮中拼搏的辛酸苦辣和幸福甜蜜,所以能够更敏感、更深刻地体察生活、珍惜生活。


作为“时代幸运儿”的她们,在成为人生赢家多年后,仍能俯下身子,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反映他们的诉求,为更多人做更多实实在在的事。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创造奇迹、创造机遇的过程。而机遇总是青睐时刻做好准备的人。


“我常说我真的是时代的幸运儿。”2008年,机遇再次降临到胡小燕头上,广东省第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在广东度过十年打工生涯的胡小燕为全国人大代表,她因此成为我国首个从农民工队伍中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代表。广大农民工的工作、生活、医疗、教育等问题,都冀望通过这个代表找到“发声口”。


2008年3月,胡小燕(中)等三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2008年3月,作为首批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和来自上海的朱雪芹、重庆的康厚明一起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作为两亿多农民工群体的代言人,胡小燕五次参加全国两会,一共提了20个建议,议题包括欠薪入罪、医保转移、住房福利、留守儿童教育、农民工参政议政……每个建议都和农民工息息相关。


“我很高兴看到以前提的建议如今一一得到落实。”近日,在广东佛山市三水区总工会副主席办公室里,胡小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从卸任全国人大代表后,她在三水区总工会副主席的岗位上已经履职6年。“如果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只能反映外来工的诉求,那么到工会任职,是一个能为更多基层务工人员服务的舞台,希望能为工人做更多实实在在的事。”


从一名普通农村妇女、水线上的打工妹,到工厂中层干部、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再到如今的工会副主席,胡小燕的身上凝聚了千千万万打工妹的奋斗身影,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


“中国第一代打工妹”郑艳萍如今已在深圳工作生活了36年,她的父母、哥哥、弟弟也都成为深圳市民,“我们的生活平和稳定,知足快乐。”


“凯达的员工进进出出,曾经的工友总数也超过两万人,有姐妹远嫁国外移民的,很多我们的下一代都出国留学,留在国外和回国工作的都有,不少姐妹是奶奶外婆级了。”郑艳萍说:“30多年,物质的差距自然会有,有人住上豪宅,有人继续在老房子里生活,离开了职场,大家都一样,每个人都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健康、平和、安详地过好每一天就好。”


凯达玩具厂的老员工每年都有聚会,今年郑艳萍邀请了部分姐妹在她家包饺子。“凯达是我们踏入社会的起点,无论走到哪里,我们永远珍惜这份质朴纯真的缘分。”


退休后,郑艳萍依然喜欢看书学习,她花了两年的时间系统学习自己喜欢的课程,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公益工作。如今,她既是跋山涉水的驴友,也是合唱队队员,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享受着人生的新旅程。


来自湖北的李青霞和丈夫则开始了另一种生活。2000年,李青霞和丈夫结束了多年在外漂泊打工的生活,一起回到丈夫的老家河源市紫金县柏埔镇方湖村,开始了艰苦的返乡创业。创业这些年,农场经历了天灾、亏本等挫折和考验,但夫妻俩咬紧牙关坚持。经过多年试验,农场终于培育出新品种蓝野猪,注册了“蓝野”商标,2015年获得“广东省名牌产品”和“广东省名特优新农产品”荣誉。目前,合作社禽畜养殖面积1500亩,水产养殖面积230亩,水果种植面积2000多亩,年销售额达8000多万元。


借助合作社和党支部的平台,李青霞夫妇还对村里和周边致力于养殖的农户、贫困户和残疾户进行帮助。李青霞不仅把种苗送到残疾户的养殖场中,还亲自到田间栏舍进行技术指导。2012年,合作社基地挂牌成立了残疾人培训学校,李青霞任校长,6年来共有2000多人次接受培训,带动了一大批贫困户脱贫致富。


2015年,合作社成立了“妇女之家”,作为“家长”的李青霞,对单亲特困母亲、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颇为关心,她也因此当选柏埔镇妇联兼职副主席、河源市妇联常委,并获得“河源好人”“河源市道德模范”“全国五好家庭”“广东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


当初看不惯李青霞这个“外来媳妇”的村民,现在都夸她是“方湖村最好的媳妇”。李青霞告诉记者,做农业,创业很辛苦,但看到自己的农产品得到大家喜欢,看到周围的农民、贫困户脱贫,得到大家的认可,心里还是很高兴。“我们还会继续坚持下去。”


“中国农民工”首登《时代》周刊封面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我们当下所处的新时代,是一个需要无数奋斗者,也必定会产生无数奋斗者的伟大时代。


       随着新生代打工群体个性特征的变化,“打工妹”的称呼已经渐行渐远,但凝聚着千千万万“打工妹”的奋斗精神,永远不会褪色。




2009年年底,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度人物正式揭晓,“中国农民工”成为当年榜单上唯一上榜群体,首登封面。《时代》周刊评价称,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的时期,中国经济仍在高速发展,并逐步带领全球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首先要归功于千千万万勤劳坚忍的中国农民工。


有评论指出,周刊一出版,中国工人的灿烂笑容,瞬间给处于经济低迷的世界带来希望。他们坚毅的目光、质朴的外表、倔强的神态,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工人的性格,这种性格,为“中国制造”贴上了光亮的标签。


东莞市文化馆馆长黄晓丽长期关注外来女工,图为黄晓丽镜头下的在东莞打工的外来工家庭。


东莞市文化馆馆长黄晓丽长期关注外来女工,拍摄了大量流水线上的女工的摄影作品,曾举办过外来女工专题摄影展览。她对外来女工对东莞、对中国经济社会做出的贡献十分赞赏。“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东莞的企业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很多工厂女工数量达到1万人。这类工厂的很多环节是全手工的,比如鞋厂、电子厂、手袋厂、制衣厂、电线厂、玩具厂等,工人80%是女工,女工的耐性、稳定性、细心等方面比男性要好,管理的难度相对没那么大。早期东莞制造业的辉煌,女工的贡献甚至可能略胜于男性。”


“一个女工,她不是单一的一个人,她一旦稳定下来就是一个家庭。因此,这些工厂数量庞大的女工牢牢稳定了相同数量的男性工人,在东莞成家立业,一起携手为中国经济发展做贡献。”黄晓丽说。


“面对这些女工,我会想到我自己,我也是她们中的一员。”自称是“外来妹”的黄晓丽,1999年参加工作,曾在东莞长安镇工作了17年,最开始只是长安镇文化站的一名合同工。“在长安十几年,因为工作的缘故,我比较深入地了解到东莞长安流水线上的女工。文化艺术创作,我觉得除了要关注那些有重大成就的光环人物的同时,也要关注那些在流水线上的普通女工,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她们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面貌。”通过多年了解,黄晓丽发现,东莞女工既是勤劳、智慧、善良、温暖的奋斗者,也是妻子、母亲和女儿,是一个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都有自己的朴素梦想,我觉得正是这样一个群体,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推动东莞制造业的发展。这让我们无法忽视。”


近年来,随着第一代外来工渐渐退休、回乡,淡出舞台,新生代外来工已全面进入大众视野。有研究发现,与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外来工是截然不同的群体:他们手上没有久握锄头、镰刀留下的老茧;他们少了许多生活的重担;他们伴随新科技成长,对城市生活不再陌生。同时,与第一代外来工相比,他们学历更高,视野更宽,个性更强,更注重精神需求,希望依靠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在城市深深扎根。


东莞市文化馆馆长黄晓丽长期关注外来女工,图为黄晓丽镜头下的在东莞打工的外来工家庭。


对此,黄晓丽也有深入观察。她告诉记者,她对女工群体依旧十分关注,“因为我发现,女工的群体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精英型、技术型、科技型的女工慢慢浮出水面,这是东莞产业结构转型的结果。我拍过东莞的‘石金博和她的机器人’,从东莞制造到东莞智造,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展现风采。”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来工的数量增长到了两亿多人。在城市,不断完善的政策措施和工作生活环境为外来工实现梦想搭建了越来越好的舞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连任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东莞市瑞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的曾香桂,也是东莞市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她特别关注与农民工有关的问题,一直就农民工的教育、医疗、户籍问题奔走呼吁。她说,广东是外来务工人员第一大省,作为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自己从未忘记使命——为农民工代言。“我来自基层,大家都希望通过我这个途径把他们关注的问题反映上去。因为基层代表生活在基层,当老百姓身边有这么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国家大事离自己不是那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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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妇女报

作者/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林志文

编辑/肖婷

美编/李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