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国立大学:美国已远去!身处亚洲,我们需要清醒

澳大利亚2018-05-15 20: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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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休·怀特是《关于中国的抉择:为何美国应该与中国分享权力》一书以及澳大利亚《季刊》杂志第39期文章《权力转移:系于美中两国的澳大利亚未来》的作者。他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战略学教授、澳大利亚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客座研究员。休·怀特教授曾在澳大利亚国家评估中心担任情报分析员,在《悉尼先驱晨报》担任记者,为澳大利亚前国防部长金·比兹利(Kim Beazley)和前总理鲍勃·霍克(Bob Hawke)担任高级顾问。休·怀特还曾在澳大利亚国防部担任过高级官员。在1995年到2000年期间,他曾担任澳大利亚国防部副部长,负责战略与情报工作。休·怀特还曾担任《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2000年)的联合执笔人。文本翻译者为观察者网马力)

近十年来,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一直在全球最重要、最具活力的太平洋西岸就该地区的主导权进行着竞争。美国在尽最大努力以保住自己在东亚的霸主地位,而中国则意在取而代之

两国之间的过招已在多边贸易协定、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以及多边外交等很多方面展开。最为令人紧张的还是在军事领域,在中国南海、中国东海和朝鲜半岛等热点地区,我们都可以看到美中两国之间上演着激烈的博弈。不过所有这些都是表象,根源还是在于两国之间存在着不言自明的根本性对抗(underlying rivalry)

对当下美中两国竞争情况的分析

这场竞争会一直和平进行下去还是会引发战争?这场竞争还需要多久才能尘埃落定?关于这两个问题,答案还难以确定,但这场竞争的结果很可能以中国获胜、美国落败收场,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楚了。美国终将失去亚洲领导者的地位,而中国将接替美国主导这一地区。考虑到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的那个人名叫唐纳德·特朗普,两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仍然是不能排除的。

情况对美国越来越不利。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逐渐意识到,美国已经无力在亚洲用军事手段战胜中国,也已经无法用军事手段保卫自己在亚洲的领导地位。这一日益清晰的现实有效降低了战争爆发的风险。

最有可能的结果是,美国将和平地而且是自愿地收缩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的确,这一趋势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亚洲已不再是过去的亚洲。美国主导的亚洲旧秩序在解体之中,而中国主导的新秩序正在逐渐形成。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学教授休·怀特在2017年11月25日出版的澳大利亚《季刊》杂志第68期上刊发文章:《失去美国——置身于新亚洲的澳大利亚》

并不是每个人都乐于看到这一地缘政治变化。七年前,我在第39期《季刊》(Quarterly Essay)杂志上曾指出:随着权力的天平倒向北京,随着中国主导亚洲意志的强化,美国将在亚洲面临一场无法获胜的竞争。我在文中提到,美国最好的选择就是在与中国博弈的过程中塑造出一种新的地区秩序。在这一秩序中,美国的地位虽然有所弱化,但仍然在亚洲扮演着足以平衡中国影响力的重要战略角色,这样可以确保中国无法在亚洲一家独大。

但很多人并不同意我的这一观点。他们认为美国要比中国强大得多。在中国面前,美国没有必要进行任何妥协。一些美国人甚至认为可以用实力挫败中国的意志,迫使中国知难而退,以确保美国在亚洲的主导权不受到任何挑战

唉,遗憾的是,我和那些不同意我观点的人都错了。我们都没能预见到美中两国之间的对抗进程发展得如此之快,都没有意识到两国之间竞争的程度是如此之深。同时,我们也很难接受美国自身情况在快速恶化的现实。我们为什么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原因在于,我们都低估了中国的实力和意志(China’s power and resolve),却高估了美国的实力和意志。美国不仅已经无法维持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它甚至已经无法在亚洲扮演一个真正有实力的战略角色(a substantial strategic role)。

很多人本以为中国在实力增长到可以挑战美国之前便会蹒跚跌倒。然而,无论从经济角度来说,还是从军事甚至外交角度来说,中国的实力增长都十分迅速。反而是美国在变得日益虚弱。现在的局面与我的批评者们预测的完全相反——是中国正在以实力挫败美国的意志。

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大表大会上,中国主席在讲话中已经就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传递出了十分明确的信息。美中之间竞争的天平的确是一面倒的,但倾倒的方向并非如我们所愿。我们置身其中的亚洲已经是一个新的亚洲,而且我们并不喜欢这样(we find ourselves in a new Asia, and we do not like it)。我们正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为自己争取到最好的结果。

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还未意识到我们将迎来一个怎样的未来,因为华盛顿也没有意识到,而我们澳大利亚人是用华盛顿的眼睛来观察世界的。美国人对我们保证说,他们有办法对付中国,而我们就愉快地相信了。其实,美国自己并未意识到中国带来的挑战将有多么严峻,他们并不清楚自己在这场竞争中已经犯下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我们疏于考查历史,这导致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属于所有大国权力竞赛中强度最高的一类。自越战结束以来,我们从未在亚洲见到过类似的国家对抗,甚至冷战结束后在全球范围内这种强度的对抗也是前所未见的。

澳大利亚曾经拥有能够深入理解大国权力竞赛的政治家、公务员、记者、国际关系分析专家和普通公民。如今,他们都已经不在了。他们若是还在的话,一定能比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在亚洲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然而时间已经不多了。

当然,要想真正理解亚洲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容易,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新的亚洲将把澳大利亚带往何方。我们即将面对的亚洲是十分陌生的,这里将不会再有一个与我们讲同一种语言的强大盟友扮演地区领袖的角色,我们的安全和利益也将失去保护。

前总理保罗·基廷的外交政策顾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艾伦·金杰尔(Allan Gyngell)曾将澳大利亚人的这种心理称为“对遭到离弃的恐惧”(fear of abandonment),这种心理自二战结束以来(其实可能更早)一直影响着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制定。

不过,自冷战结束以来(距今只不过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已经忘记了那种恐惧,我们甚至将美国的绝对优势和美国所提供的保护视为亘古不变、理所当然的事情。随着美国在亚洲地位逐渐下降,我们对美国的心理依赖却在逐渐加深。一直以来,我们愉快地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利益,同时自信满满地认为美国将帮助我们抵御中国影响力的逼近。

如今情况已经十分明朗了——我们当时的自信是盲目的。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在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亚洲,澳大利亚该如何找寻出路并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我写作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本文将首先论及美国是如何输掉与中国之间的竞争的。然后反观我们自身,截至目前,澳大利亚对美中之间的这场竞争都做出了哪些反应?我们为何在其中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为了更好地面对新的现实,我们从现在起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在白宫局势应对中心发生的故事

凌晨3点,美国总统走进了白宫局势应对中心(the Situation Room,正式名称为John F.Kennedy Conference Room,即“约翰·肯尼迪会议室”,位于白宫西翼的地下,总面积为513.3平方米。该会议室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专供美国总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土安全顾问和白宫幕僚长使用,用途在于跟踪和处理美国国内外的各种危机情况,上述人员可以在该会议室内与外界,尤其是与美国国土之外的人通过保密线路进行音视频通话。白宫局势应对中心内部配备了高等级的保密通讯设备,以确保美国总统可以与部署于全球各个角落的美国军事力量保持联络并进行统一指挥——观察者网注)。

“大家早上好,希望你们刚才多少都睡了一会儿。我接到汇报,说出了点情况。你具体介绍一下吧”,总统对旁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说道。

“好的,总统先生。急着把大家叫到这里,还是关于中国的事情。上周,总统曾警告中方不要在南中国海美济礁的新基地部署战斗机。中国人回应称,考虑到我们最近在南中国海进行的航行自由行动以及我们在朝鲜问题上与中国的不合作态度,他们将不会改变在美济礁基地部署战斗机的计划。就在上周末,中国空军的飞机已经进驻了美济礁。总统先生,当时您还在旅行途中,所以不方便对局势进行仔细分析,但您当时接受了我的建议,认为我们不能容忍发生这样的事情并指示太平洋司令部要阻断中国大陆与美济礁之间的海路。就在此刻,太平洋司令部已经有三艘驱逐舰部署到位,另有一个航母战斗群已经改变航向驶往美济礁附近海域。我们已在媒体上将这些军事部署公开,并已告知中方,任何试图接近美济礁的中国船只都将被附近的美国海军拦截。但在接到我们通知的第二天,中国就从海南岛派出了一个舰队,护送一艘物资补给船前往美济礁。刚刚,就在三小时前,这支中国舰队与我们的驱逐舰发生了遭遇,我们的驱逐舰警告其立即返航,但中国军舰并未理睬。我们在现场的海军指挥官并未获得向中方军舰开火的授权,只有您才能做出这个决定,总统先生。”

“你有什么建议吗?”

“总统先生,我们真的已经别无选择。我们在亚洲的战略地位是否能够得到维护就在一念之间。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取决于我们对亚洲盟友履行承诺的信誉以及我们在该地区的军事威慑力。如果我们已经宣布派遣海军拦截任何试图接近美济礁的中国船只,却无法付诸实施,那么我们的信誉势必会受到严重损害。”

“你说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十分正确”,总统回应道。他随后转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将军,摆在我们面前的都有哪些选项?”

“总统先生,只要您下令,我们随时可以向中国军舰开火,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击沉其中一艘。这些都不是问题……”

“所以你是同意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观点喽?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该采取的行动吗?”

“那倒不一定”,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回应道,“我们还必须考虑其后续影响。”

“会有什么后续影响?”

“总统先生,这就要看中国人怎么想了。如果他们不想与我们打一场全面战争(a full-scale war),他们就会退缩,前提是他们相信我们会使局势恶化到那个程度。但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是否真会那样想。他们很可能认为我们不过是在虚张声势(bluffing),他们很可能认为我们才是最后选择退缩的一方。如果中国人真这样想,他们就会主动揭我们的底牌(call our bluff),在受到攻击时向我们猛烈还击。他们甚至可能击沉我们的驱逐舰。”

“中国人有多大的可能性认为我们是在虚张声势?”总统问道。

“这很难说,总统先生,不过可能性并不低。他们很清楚我们经常划下红线却最终并未能守住那些红线。中国人很可能认为,在这局博弈中,我们投入的赌注要少于他们,因为这是他们的后院。这一地区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对我们的价值却没有对中国人来说那么大,他们很可能比我们愿意冒更多的风险。所以,我认为他们在受到攻击后还击的可能性有50%,甚至更高。”

“可是如果他们以为我们这次是认真的,在我们首先开火后他们就退缩了,我们不就胜利了吗?”

“是的,的确如此,总统先生。无论怎样,您的决定具有很高风险,我们无法摸清他们会如何判断我们的决心。”

“好吧,现在我们需要搞清楚我们的赌注都有哪些。我们必须搞清楚,如果赌输了,我们到底会失去什么。如果我们首先发动攻击,他们还击,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

“呃,这要看总统先生您的决策,是继续使冲突升级还是就此撤出战场。如果他们还击导致我们一艘驱逐舰沉没的话,那时我们选择撤出战场要比我们现在就撤出代价高得多。如果我们选择将冲突升级,那么这将是非常危险的一步棋。”

“当然十分危险,不过如果我能确定我们最终会赢,而且能很快以胜利结束这场冲突的话,我会很愿意将冲突升级。你能向我保证我们最终会赢吗?”

“坦率地说,总统先生,我保证不了。十年前我也许还有十分把握,可今天情况已经不同。虽然中国今天的军事实力与我们相比还处于弱势,但他们在南中国海水域已经具有了阻止我们快速取胜的能力。我们肯定能击沉他们好多军舰,击落他们好多战斗机,如果我们愿意,我们甚至有能力对中方造成很大杀伤,但我们自己也会损失惨重,大量军舰、军机和无数美军士兵的生命都将难以保全。”

“他们会击沉我们的航母吗?”

“这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主动置航母于险境的话,航母就会成为战场上的主要攻击目标(prime target),中国人已经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发能够发现并击中大型水面舰艇的武器系统。他们击沉航母的可能性是很高的(a fair chance of succeeding)。”

“中国人有这么厉害?”

“我们没有十成把握。他们这套武器系统和配套人员还未经过实战检验。不过,战场上发生的事情往往出乎双方意料。我们不应低估敌人的能力,我们应该以中国这套武器系统实际有效为前提来做出其他判断。”

“你是说,我们有可能死掉几千人?比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死的人还多?”

“很有可能。关键的一点在于,一两周过后,我们很有可能还是无法对中国军队实施致命一击(land a decisive blow),或者还是无法取得能够明确象征胜利的战果。我们会陷入一种僵局,而僵局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失败,无论是别人看起来还是我们自己内心感觉起来。”

“嗯,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个地步的话,我们该怎么办?”

“如果冲突发展到了那个阶段,双方都已经遭受了大量损失,我相信双方都很难让步了,双方都将选择加大赌注。在我们这方面,我们将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和关键设施进行打击,以切断中国海空力量从这些基地、设施获得的支持。在中国方面,他们也将袭击我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诸多基地和设施。”

“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吗?”

“我不知道,总统先生。我真得无法想像,在与一个像中国这么大、这么强的对手陷入一场不断升级的冲突时,到底什么样的结果才能被称之为胜利。”

“好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最坏的结果呢?有没有可能爆发核大战?”

“总统先生,我们不能断言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还不清楚中国的核门槛(nuclear threshold)有多高,这要比判断前苏联的核门槛难得多,所以不能排除核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当然,我们目前这种对中方核门槛无法判断的处境也增加了中国对美国城市实施核打击的可能性。”

“我明白了”,总统转向旁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问道:“现在你还是认为我们除了对那支前往美济礁的中国舰队发动攻击以外别无选择吗?”

“呃,总统先生,请让我换个说法把情况重新表述一下。其实,我们的确面临一个选择。我们必须在冒战争风险(甚至是与中国之间爆发核战的风险)与失去我们在亚洲战略主导地位之间做出选择。这样一种主导地位是否值得我们冒与中国开战的风险呢?这要看两种选择各自与我们最基本的国家目标(our fundamental national objectives)之间的关系如何。”

这时,国务卿在旁边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他说道:“总统先生,我想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话做一下补充,以确保我们这里的每一位都了解您尚未做出的这个决定到底意味着什么。坦率地说,我们在亚洲的声望已经遭到中国严重损害,我们曾多次在南中国海阻止中国的行为,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上周,为了让盟友安心,我们在美济礁划下红线。我们已经警告中方,美国不会允许局势按照中方的意愿发展下去。如果这次我们再退缩,那么中国人势必会受到鼓励,而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将十分失望。这些盟友已经对我们在朝鲜问题上的虚弱表现感到焦虑了。尤其是日本,终有一天,日本会对我们失去信任,他们会建立起自己的核武装。如果我们今天从美济礁退缩,这一天便会加速到来。届时我们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将走到终点,我们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也将随之结束。”

“是啊,这是个大问题。下面我给大家说说我的想法吧”,总统说道,“大家提到的这些方面(也就是亚洲领导权问题,它当然很重要)似乎能够将我们与中国开战的决策合理化。不过,将军,你现在还是命令美国海军将那几艘在南中国海的驱逐舰撤回来吧,让中国军舰过去。我不希望增加与中国之间开战的风险。”

虽然上面故事的的整个情节都是虚构的,但其真实发生的可能性并不低。仅需两个条件我们就会面临上述情况:一是中国决定在美济礁部署战斗机,二是美国决定以阻断中国大陆和美济礁之间海路的方式作为回应。这两个条件并非完全脱离现实,在北京和华盛顿,它们一定已经被两国的战略决策者们详细讨论过。上面故事中涉及到的问题以及那位“美国总统”所面临的选择,与真实世界中美中冲突升级所导致的问题和美国总统所面临的选择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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