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第一次性革命是怎么样的?

22号公馆2018-05-15 20:45:57

原载于东方早报

早报特约记者 盛韵


性启蒙是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它在英格兰引发的第一次性革命从十八世纪起不断挑战并更新人们对于性的观念,与宗教、社会风俗、道德观念既有纠缠亦有调和,性终于从中世纪的重重束缚中挣脱出来,成为个体可以自由作主的私事。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的历史学高级研究员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Faramerz Dabhoiwala)于2012年出版处女作《性的起源》(The Origins of Sex),一鸣惊人,这部生动翔实的学术专著荣登诸多英美大报的年度好书榜。3月24日达伯霍瓦拉将应译林出版社之邀前来上海季风书园参加中译本新书发布会,记者通过电邮采访了达伯霍瓦拉,请他谈谈欧洲性革命的方方面面。

《性的起源》一书作者、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的历史学高级研究员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


早报:您在书里提到,天主教比新教更能容忍通奸、卖淫之类的性问题。除了教义的差别之外,是不是也因为天主教本来就是通过秘密、八卦之类的特殊信息(也就是神父听忏悔时得到的信息)来平衡势力、控制社会,而涉性的秘密恰好是一种极有效的控制工具?

达伯霍瓦拉:值得强调的是,我们不必夸大新教和天主教性观念的差异。首先,新教和天主教的分殊是在基督教晚近的历史时期才发生的,即十六世纪。更为重要的是,整个基督教对性基本都持否定的态度,而这一态度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从一开始,基督教的教义便是,人性是堕落的,身体的激情是坏的,人越是受压抑,就越能接近上帝。在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中,基督教很可能是最执迷于性的,也是对性最有敌意的。

因此,中世纪的教会在几百年中都把大力气花在了施行彻底节制性欲的理念和实践上——禁止神父结婚或者发生性行为,在虔诚的信徒中推行同样的禁欲主义。性只在婚内才被允许,并且这仅是弱者的选项,是那些无法驾驭自己生理冲动之人的选项。正如早期教会的主要领导者圣保罗所云,如果所有的男女都是纯洁的、独身的,那是最好不过了,“但如果他们无法控制住(他们的欲念),就让他们结婚吧:因为结婚总比烈火焚身要好”(即由于婚外性行为而下地狱忍受煎熬)。

多数人是意志薄弱、容易犯错、缺乏自制的——这一看法导致了一些城市对卖淫的有限宽容。人们认为这会防止男人去强奸、通奸和搞同性恋——卖淫本身不是善,而是必要的小恶(两害相权取其轻)。

同时我在书里也写到,一切婚外性行为都是有违法律的,并会遭到公开的惩罚。中世纪就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宗教和世俗法庭的机器,来对此进行管制。渐渐地,发生过不当性行为者会被更严厉地检举、惩处。每天,在每一个基督教国家里,都有男男女女因为屈服于欲望,而被鞭打、罚款、羞辱,以及遭受形形色色的惩罚。

这些制裁并不仅仅是教会和政府自上而下强加的:它们也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赞同。正是这些城镇和村庄里的普通男女在告发他们的邻居,在法庭上检举后者,并参与对后者的惩罚。整个社区都在大力执行对性的规训。这是一种维护集体道德准则的方式。大多数人相信,容忍不正当性行为是件危险的事——似乎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行为明摆着就会散布疾病、犯罪和骚乱,如果他们不将其连根拔除的话,就会招致上帝对整个社区的报复。

几个世纪中对于性的公开惩罚变得越来越严厉——也越来越有效地限制了人们的行为和态度。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主要区别在于,新教徒想走得更远。天主教徒接受人会犯错的事实,而新教徒则相反,他们致力于彻底清除罪恶,创造一个完美的社会。他们认为独身行不通,所以应该允许牧师结婚。可另一方面,他们试图极为严厉地惩罚一切超出婚姻的性行为——比如,禁止一切卖淫,处死通奸者、重婚者、鸡奸者,以及其他各种性犯罪者。因此,从十六世纪起,在每个宗教改革成功的地方,性的规训系统甚至变得更为严苛。在十七世纪中叶,在很多新教国家里,通奸会被处以死刑。

作为回应,天主教也开始加大对性的监管力度:关闭妓院,惩戒淫乱,甚至一度将通奸定为死罪。所以两者的区别的确不如一致性重要。因为不论对于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纵观西方历史,性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控制工具。直到十八世纪的第一次性革命,人们才开始重视这样的观念:性是一件私人之事,成年人如果想用自己的身体做什么,他们都有这样的自由。

1702年摆出一副倔强姿势的爱德华·里格比。这幅画作于他出狱数月之后,此前他因试图鸡奸而入狱

早报:在古代中国,青楼妓院是文人骚客的聚会之所。文人可以在青楼找到那些理解他们的文学趣味或同情他们失意境况的多才多艺的女子。官方允许甚至鼓励妓院的存在,因为它为爱惹是生非、乱发议论的文人知识分子提供了发泄不满和消耗精力的地方。西方有没有过类似的情形呢?

达伯霍瓦拉:西方有很多有趣的相似情形。举个例子,比如在1500年左右的罗马。当时罗马是西方最伟大的城市,是基督教之都。汇聚在这里的有大量的财富,有为数众多有权有势的(不婚)神父,有许多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的男性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许多高级交际花在这一时期变得相当富有和出名,她们被当时的知识分子热捧——只不过我们极少知道这些妓女本人的想法和行为。

我在书中考察的是更为引人注目的十八世纪英格兰名妓:她们是如何操控、利用传媒的,如何勾连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为了让自己的艳名更加昭著。这些女子便是最早的现代艳星(modern sexual celebrities)。更宽泛地说,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充满性丑闻和艳星的世界,人们往往将其视为最近发展所致,但事实上,这一切都能直接追溯到十八世纪的第一次性革命。

两种新思潮共同造就了第一个艳星时代——对性自由的日益接受,以及,在完全相同的时刻,现代大众传媒的诞生。这一新发展并没有得到政府的鼓励,而是恰恰相反。因为各种政治尴尬时常由此产生:许多交际花是政府官员、位高权重的贵族、王室成员——首相、大法官、外交大臣、约克郡公爵、威尔士亲王,甚至国王本人——的情人。

艾米莉·沃伦,一个知名的交际花,1781年约书亚·雷诺兹将其描绘为泰伊丝——亚历山大大帝最宠爱的妓女

早报新闻:那么新教是如何应对人们对待性的种种开明趋势呢?

达伯霍瓦拉:十八世纪对于性的新的宽容态度,部分是由于宗教信仰本身变得宽容了。到1700年,作为宗教改革的结果,基督教分裂成许多不同的分支——不光有天主教和新教,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新教教派。逐渐地,大多数人开始接受这样的事实,即要在基督教的不同分支之间实现统一和共识是不可能的,因此,与其通过强力来统一(像传统做法那样),不如允许人们在以何种正当方式崇拜上帝、进入天堂的问题上,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这是宗教多样性和宗教宽容的观念第一次在西方被广泛接受。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人们愈发开始讨论在什么其他重要议题上,他们也该被允许由自己做决定——其中就包括性道德。对很多神学家和哲学家来说,这是个非常明显且重要的探索领域。许多新教领袖和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都对性解放非常感兴趣,还亲身实践。在他们心目中,这是一种现代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一种更新基督教、使之适应当下世界的方式。

正如一位神学大家在1730年所写的,传统上对于通奸和淫乱的禁令仅仅是些被发明出来的规则,是过去捏造的迷信。它们是可笑的、过时的,就像旧约中关于饮食的复杂规定,像圣经里反对借贷的律法。他的观点则简明得多,如果两个人发生性关系,只要这让他们快乐,就没有什么错:“享受一个女人,抑或贪恋一个女人,但凡未经联系具体情境,就既不能说是善的,也不能说是恶的。这一植根人性的温暖欲望,不是罪恶。因为仔细研究这一行为就会发现,它主要致力于促进当事双方的幸福,以及繁衍、保护人类种群。”换言之,追求幸福是人生的重要目的。性欲,不是该被束缚的不洁激情,毋宁是值得纵情的身体乐事,是个好东西,是上帝赐予人类的一份厚礼。

类似的,十八世纪中叶苏格兰长老会的一位教士领袖罗伯特·华莱士(Robert Wallace)也写过一篇论文,认真地颂扬“一种自由得多的两性交往”(commerce of the sexes)。这里他指的是一种人们想和多少伴侣同居就和多少伴侣同居的彻底自由——因为“一个被十二个人共享的女子……绝不会因为第十三人的加入而变得不合适,或不惹人喜欢”。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关于性自由的种种新观念是十八世纪主流新教和严肃智识思想的一部分。这些新的思考方式体现了西方启蒙运动对人性、基督教义、道德哲学和人生目的的根本重释。这是它们如此影响深远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这一新兴的自由主义趋势同样激起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强烈反弹。自十八世纪中叶起直到整个十九世纪,循道宗、福音派以及其他各个新教基要主义分支都在攻击性自由,鼓动人们回归传统道德价值,甚至因此在不列颠群岛、北美和欧洲大陆获得了更多的皈依者。

直到今天,我们仍能看到新教运动的自由和基要两翼间对待性的态度的巨大差异。一方面,在美国有教会欢迎同性婚姻,拥立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主教。另一方面,也有很多新教教派(比如在非洲)继续将同性恋视为变态。这一分裂的起源就在第一次性革命。

1825年的一幅讽刺画,哈丽雅特·威尔逊写信敲诈自己此前的情人们,要求他们出钱,以免被自己的回忆录揭出老底

早报:在东方,跨性异装(女扮男装、男扮女装)是戏剧的流行主题;断袖之癖甚至豢养娈童都一度是贵族、士大夫阶层的雅事而不会被视为变态之举;一夫多妻制直到二十世纪初帝制终结时还存在。可是在英格兰,您提到当人们对性的问题更加开放时,越来越多的非常规性行为被归类为“变态”,继而被视为非法。该如何解释这一矛盾呢?

达伯霍瓦拉:十八世纪西方启蒙运动一个关键特征是,对于人性和神的仁慈有一种新的乐观主义。传统的观点是:关乎是非的上帝之律存在于《圣经》那神圣而复杂的经文中,而教士和教会是终极的道德权威;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对于上帝愤怒的畏惧,并且预设,人类本质上是堕落的、有罪的。

十八世纪发生了一次巨大的智识转型。一个相反的预设诞生了:上帝是仁慈的,他的律法是简明的,人生的目的就是快乐生活。想要明辨是非,人们不再需要神父,只需诉诸理性,按内在的良心行事,并反观这个上帝创造的世界,看看其中的自然法是什么。于是从这一刻起,自然的就成了检视规范的、许可的、正当的之伟大标准。如果物事是自然的,便无疑是上帝有意要它如此。这一新观念导向了对于“自然”,对于异性恋行为的热烈颂扬——男人们尤其如此。

但是另一方面,新兴的对于种种“自然”的自由放任也导致了对所谓“不自然”行为更为严苛的定义与厌恶。当然这些关于自然和不自然的定义并不都是客观的,毋宁是充满偏见和极为主观的:它们反映了既有的权力分配。其结果是,从新兴的性自由中获益的主要是白种、有产、异性恋男性,与此同时,这样的论调也甚嚣尘上:女性、下层阶级、其他种族的性自由是错误的、危险的、不应被允许的。

十八世纪也是药学和科学开始在西方历史上获得空前社会权威的时刻。因而自此,以下观念变得更强势了:不同类型的人本质上具有不同的性征,他们的身体“自然”地拥有不同的线路构造。

新生的许多有关所谓男女性别差异的“科学”论断,其基础便在这里。在这些论断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影响深远的观念,即女人不如男人性欲强。正如我在书中所描述的,在西方历史的大多数时候,人们把相反的观点视为理所当然,可是通过第一次性革命,叙述被颠倒了过来。从那时起,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的是:男人更好色。这是我在研究中最着迷的部分,试图揭示这一切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希望我的读者能同样从中受到启发。

最后,正是因为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性和自然越来越被以生物学的眼光来审视,西方人才逐渐相信:性行为不该仅仅被视为一系列身体行动,而是某种内在本质身份的表达。而这,正是我们把人区分为“同性恋”、“双性恋”或“异性恋”的基础,也是关于性的身份政治的基础,后者正是当今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西方关于性的思考方式,都要追溯到启蒙时代伟大的性革命。

性俱乐部“乞丐的祝福”的主要仪式用品,成员们集体把精液射入此盘

早报:还有一个悖论,当性开始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件私事时,为什么“各式各样的性观念和性实践,婚内的或婚外的,在今天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公开讨论、赞扬和纵容”?

达伯霍瓦拉:这的确是现代西方种种态度中最大的悖论之一。它源自第一次性革命,但在之后持续发酵。一方面,就法律和政府层面而言,性越来越被视作隐私。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尤其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越来越多的性形式得以被囊括在性自由和性隐私的范畴之内——被允许的不再仅仅是上层阶级男性的行为,还有女性的、下层阶级的、不同种族的、同性的性行为,如此等等。

然而性不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私密:它也更公开。日渐扩大的性隐私领域,与对公开讨论性的持续的、不断增长的兴趣,携手并进。这始自大众传媒在十八世纪的诞生。正如《性的起源》所展示的,媒体革命——同时也是对公 / 私态度的革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印刷出版世界。从英语世界开始的整个西方都见证了:严格的政府审查制度的终结,女性声音进入公共生活的突破,报纸和其他廉价印刷品的激增,新兴大众读者群体的兴起,以及对赞扬性、宣扬私人生活的极大热衷。

当然,传媒革命并没有在1800年止步。大众传播的范围和速度,及其对性事的迷恋,都在继续发展。在过去的两百年里,对待性的私密性与公开性的态度,有了许多更深远的转变。比如,相较于我们,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在公私之间就保持着十分不同的平衡。但是,在西方,同时渴望性隐私和性公开的基本张力总能追溯到启蒙时代。

克拉丽莎·哈露,她的衣服已经被无情的强奸者撕开,她仍徒劳地央求着他。18世纪晚期塞缪尔·理查森《克拉丽莎》中的一幅插图,既有英文也有法文说明,为的是给这部小说无数的欧洲读者提供便利

早报:有种说法认为性幻想是区分社会阶级的重要元素。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色情读物有着怎样的差异?它又是如何传播和塑造性幻想和性想象的?

达伯霍瓦拉:这是个让人着迷的问题,不过答案却很简单,至少对西方世界来说是如此。在西方历史的多数时候,色情读物主要只限于上层阶级。并没有很多证据证明平民也阅读色情读物。我们还知道,平民的性生活习惯通常是直来直去、缺乏情调的。举个例子:十七世纪阿姆斯特丹的妓女,她们总算得上是当时最有性经验的女子了吧,可即使是她们,当客人想要翻点花样——比如说脱光了做爱(这在当时并不常见,通常人们总是穿着衣服做爱)——她们也会吃惊。同样地,普通人几乎从没听说过口交。

另一方面,我们所知的十八世纪以前的所有色情读物,都是专为上层阶级的男性所消费(和创作)的。其中很多以拉丁文和希腊文写成,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子才能阅读;大多仅以手稿形式流传;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都相当秘密地进行。在这些文本和图画中,展现了许多不同的性行为类型和性交体位。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假定,至少在幻想层面,上层阶级的男子更可能接触到这些东西。

不过,又一次地,作为第一次性革命的一部分,色情读物在十八世纪也有重大变化。尽管出版色情读物仍是非法的,但是它们被越来越多地生产出来,并第一次成为畅销品。到1800年的时候,英语和法语色情书籍的生意已经十分兴隆,色情读物非常常见,且易于获取。甚至女学生和乡下的牧师都能获得商业印刷的色情图书和插画。当时的一份警察报告说,那些淫秽读物里尽是“裸体的男男女女在发生肉体关系;有不同场景,站着的,躺着的,坐着的,都是最下流的那种”。全新的对待性快感的态度,与同时发生的出版爆炸,缩短了色情读物与人们的距离。

在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力图限制性暴露素材的公共可及性。但这并没有阻止更大量的色情读物秘密地生产和流通。很多有教养的绅士都拥有庞大的色情读物收藏,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让这些不道德的东西远离女性和大众。而我们在最近几十年里,尤其是互联网发明以来所目睹到的,不仅是淫秽制品在数量上的进一步增长,还有在其获得方面的进一步民主化——不论这是好是坏。

约书亚·雷诺兹关于基蒂·费舍尔最著名、复制最多的画像之一,她被描绘为克娄巴特拉正在将一颗无价的珍珠溶入酒中,以此吸引马克·安东尼

早报:关于第一次性革命,您描述了其文化和社会的语境:小说、插画、视觉艺术,等等。那么在技术和医学领域呢?有没有什么科学发现有助于人们态度的改变?

达伯霍瓦拉:这是个好问题——但也是一个非常现代的问题。今天,我们相信科学能为包括性行为在内的任何人类行为问题提供终极答案。但是在十八世纪末之前没人会这么认为。的确过去也有思考身体和性的科学的方式。但是,当时关于性行为的生物学观点远不如它们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那样能够独立发挥影响。宗教和社会观念要有权威得多。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十八世纪人们的确开始认为男人的身体和女人的身体有生物学区别。但是这一发展并不是更大的文化变革的原因,而是其结果——社会的变化改变了科学的视角。我们尤其能从医学新观点的发展中明确看到这点,比如女人不如男人性欲强,不能像后者那样享受性爱,她们“天生”是纯洁的,如此等等;1800年以后,这些观点在科学领域被深入探究——但是在更早之前,在其他总体思考自然、文化和社会的方式中,它们就被明确表述过,并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这些方式包括:戏剧和小说,报章杂志,诗歌,神学作品,哲学,以及道德评论。

我还想说的是:有关性的观念,在西方文化的每个历史节点上都会攸关其整体:不论是启蒙运动之前,其间,还是之后,都是如此。不同文化是如何对待性的,以及这些文化是如何具体表现的,这都远远超出了身体和生理行为本身——这反映的是这些文化关于人性、社会和人生意义的最深刻洞见。

这就是为什么《性的起源》的一些最核心部分致力于彰显:某些时期最伟大的艺术、哲学和文学作品,对于我们讲述现代西方态度演进的故事,是何其重要。

基蒂·费舍尔委托以扩大她名气的画作。鱼缸一方面是用了她姓氏的谐音,另一方面为了映照出窗外的人群,他们希望一睹这位名媛的芳容

早报:那么经济呢?经济周期、经济繁荣程度是如何影响性观念的?是失业和闲散刺激乱性,还是对经济增长的乐观及其所积聚的能量和财富,滋长了乱性?

达伯霍瓦拉:我觉得历史的证据告诉我们,答案主要是后者。在西方的历史上,我们能看到两种关联。首先,在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和社会总是更担心伤风败俗,并热衷于对其进行压制。这部分也是出于很实际的理由,比如担心人口过剩,以及为抚养私生子承担花费。但是,这里还有部分象征性的原因。攻击不道德行为(不论败德是被如何定义的),是西方历史上所有政府都会采取的政治姿态,由此就能把人们的目光从政府自身的羸弱和腐败上转移开。

其次,起码就我所知道的西方历史时代,人们倾向于在经济繁荣时期有更多的性生活。再一次,这部分地体现了实际的考量:当年景不错的时候,人们乐于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结婚,因为此时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家庭更容易。而这也是第一次性革命故事的一部分。十八世纪种种新生的自由便产生于一个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的时代,一个经济乐观主义的时代,以及(相当重要)一个大规模城市化的时代。

鉴于它在不同时间改变整个西方世界的程度,第一次性革命的故事同样也是关于全新生活方式的故事。这是西欧大规模城市化的故事(因为工业革命的关系,它最早也最快发生在英国),是当人们从乡下的小村庄迁徙到伦敦这样的大城市,以及性实践如何转型的故事(别忘了伦敦是1800年全世界最大的大都市)。这一叙述对西方以外的读者一样有吸引力,因为类似的事情现在正在中东、印度和中国的许多城市发生。

早报:对您来说,第二次性革命是在什么时候?您对之评价如何?


达伯霍瓦拉:我同意通常的看法,就是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发生了第二次性革命。这是一次深刻且极为有益的发展。它有两个主要的方面,首先,实际的方面:避孕药的发明以及大众避孕时代的到来。通过将性和快感与怀孕和生育前所未有地彻底分离,避孕极大地推动了女性的性独立,深刻地改变了尤其是女性的性自由的性质。

第二个变化是智识方面的。此时,平等原则日益成为讨论性道德最重要的起点。在1960年代以前,主流的观点是:可以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不同的阶级之间,不同的种族之间设立不同的规则。但是,从六十年代起,我们逐渐开始接纳一个相反的原则:即不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所有人都应该获得平等的尊重和个人的自由。

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改变不该被视为与过去的一次彻底决裂,而是既有种种趋势的加速,是它们进一步在主流性文化中的持续扩张。不过它们最终的源头还是要上溯到第一次性革命。这并不是说从1800年到2015年有一个简单的线性发展过程,远不是如此。但是启蒙运动和与其相关的一系列社会变化的确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和智识框架。它标识了一个节点,自此,西方的性文化被导入一个全新的轨道里。从此之后,我们都在同它造成的各种结果角力:第一次性革命依旧在延伸展开。

早报:纯粹出于好奇,您怎么看《五十度灰》的巨大成功?评论家说这是个低劣庸俗的故事,但大众似乎看得津津有味……

达伯霍瓦拉:我觉得《五十度灰》的成功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文化现象。即使是在十年前,也很难看到那么多的西方女性,不论年龄大小,在公交车上、火车上、地铁里这么肆无忌惮地读这样劣质的、过分夸张的软色情文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女性拥有,或者说觉得拥有更多自由来探寻并公开表达她们的性观念的重要例证。这本书可能很糟糕,但是其受欢迎的程度,可以说是一个女性性赋权的信号,而这,是一件好事。

(俊卿译。本文原载于《上海书评》2015年3月15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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