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专刊 白乐桑 我是汉化的法国人

南方人物周刊2018-12-05 13:03:23

白乐桑(JoelBellassen):1950年出生,1969年开始学习汉语,1973年至1974年在北京语言学院和北京大学学习汉语,从事汉语教学推广工作三十多年,现为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图/本刊记者 方迎忠)


南方人物周刊微信号:peopleweekly


据白乐桑(Joël Bellassen)回忆,1973年首次到中国留学,“就像登上了月球,难得!”


谁料,随后四十多年间,这个法国人竟重返“月球”两百多次——“我现在的纪录是3年前,一年去了8次中国。今年说不定要破个人纪录。”


头顶法国首位专职汉语总督学官职的白乐桑,从2006年上任以来,日程表被排得满坑满谷。在巴黎华人聚集的十三区,我们约聊了两回,每次见他,都是见缝插针式的一小时。在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他从“全法特级教师会考”汉语考场赶来;在意大利广场街角咖啡馆,聊到尽兴,他都不及喝一杯,又匆匆前往“法国赴华同学会”,在那里,他还肩负着常务理事的要职。


白乐桑自称“汉语传教士”,他在各种会议中忙碌穿梭,随身还拎个旧手提袋,里头装着两样宝贝:小红本《新华词典》和大砖头《现代汉语大词典》。“汉法、法汉翻译,考生能直接使用的只有这两本字典。”


据他介绍,目前中文在法国的传播已步入快车道,“今年放暑假前,法国将汉语作为高考正规科目的高中生有37000多名,其中50%从初中就开始学中文,也就是说,汉语只能是他们的第一或第二外语,要是二三十年前,绝大部分都选第三外语。加上3000多名来自法国海外国际学校的学生,基本上有40000人,学汉语的小学生人数则有5000名左右。”


“这15年来,从报纸、广播到新闻收视率最多的电视台,全法有关外语教学报道最多的就是汉语,这是太有意思的现象!你想,西方国家当中,哪个国家汉语规模最大?在欧洲毫无疑问是法国,也许只有美国才能跟法国比,但据我所知,美国华裔占多数,而法国的汉语教学从中小学到大学,绝大多数还是没有汉语背景的。所以,这个规模相当可观。”


就像拿到了满意的成绩单,白乐桑在介绍中难掩自得,他庆幸赶上了汉语“大潮”。当初从中国留学归来,他第一个在幼儿园和小学教授中文,“那时做自我介绍,几乎没人相信我真的在教汉语。现在,不管家长还是舆论,都在议论汉语,这是个价值提高很快的语种。”


回忆第一次接触中文,白乐桑当初只是为了“挑战”自己,选择了这门“疏远而神秘”的语言。即将大学毕业时,他曾想过放弃汉语。“本以为毕业论文通过就完了,要在法国找什么工作?不知道,但肯定跟中文无关。”


就在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的回暖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73年5月,忽然得知有30个名额去中国,赶快去外交部拿了一份表格,我算最年轻的,23岁。他们说,开了学你们就去中国,我问,几月几号?回答是不知道,因为中国没准备好。教育部一直让我们等待,同时提供所谓的中国日常生活基本信息,都是些可笑的假消息:比如,中国的电力是110伏,那我说刮胡子怎么办?结果到中国后才发现,全中国只有大使馆电力才是110伏,可能外交部门被封闭。当时还说,你们要记下来啊,中国没有香波,就是那个洗发露。我当时还奇怪呢,结果到中国后第一次去学校门口的商店我就买到了。”


“但也有当初没告诉我们的信息,所以到中国以后,几乎每天都有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比如从来没人告诉我们,中国人是喝热水的,在法国我们只喝冷水。最可笑的是,有天在食堂,我们老远看,哦,有西红柿,然后发现,怎么放那么多盐啊,肯定没法吃,但我没想到是放糖的,因为法国西红柿是做沙拉用的,不是水果,反正还有很多很多古怪的东西。”


汉语教学事业中的一颗螺丝钉


1973年11月,白乐桑作为法国教育部钦点的第一批交换生来到红色中国,在北京语言学院和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和哲学。“经过22小时漫长旅程,飞机降落前几秒钟,我终于通过舷窗向中国瞥去第一眼。夜色深沉,没有前灯的自行车影子在路上模糊地移动着,毛泽东的画像张贴在机场主楼显眼的地方。一个小黑板,上面用铅笔记录着这一天的飞机起降情况——这就是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


到中国5个月时,白乐桑有一次打球扭伤了腰肌,被送到医院,“每天我都和医生、护士甚至医院厨师说汉语,口语突飞猛进。”为了练习,他甚至“赖”在医院一个多星期。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文革”的胶着状态,思想的弦人人都绷得很紧,首次接待外国留学生的校方,神经紧张程度可想而知。为了保证不出事,他们管理外国留学生最有效的措施差不多就是“隔离”。白乐桑第一次去王府井买鞋子被上百人围观,平日要好的中国同学态度忽然变得冷淡……很多事情,曾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为了融入中国社会,他和他的外国同学们曾深夜溜出宿舍,将一份大字报贴到“批林批孔”的报栏上,也曾跟校方领导软磨硬泡要求去农村锻炼。“我们和老农一样都睡在炕上,6点钟就起床,不吃早饭先去田里劳动。虽然劳动比较轻,但一直要到8点才能回来吃早饭,而且吃的棒子面粥和法式面包有很大区别。4个星期中,我只吃到3次肉,其余的都是蔬菜。”


留学期间,白乐桑和中国同学同吃同住,上山下乡,深入工厂,闯进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真实生活。许许多多第一次,让这个吃长棍面包和奶酪的法国人渐渐体会到原汁原味的东方文化。


现在,他已成了个“汉化的法国人”。“我从开始就特喜欢吃中国菜,但很长一段时间拒绝中式早餐,十多年前,有天在北京,我自然而然地走向了中式早餐,喝粥,这不是我决定的,是内在的潜移默化的过程。现在,只要有条件,早餐我肯定喝粥,这是汉化最明显的标志。”


“我最反感在中国吃西餐。我想纠正下中国的偏见,那个叫‘西餐’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法国菜有它的特性,意大利就不一样,德国更不同,西班牙又是另一回事,伦敦离这里(巴黎)才3小时,但早餐跟我们一点共性都没有。所以什么是西餐?我不知道,只有中国人的想象中才有,就像我们把日本中国混为一谈,这是偏见。”白乐桑一口京片子,较真地强调道。


这是一位学者气质谨严的老先生,条纹衬衣口袋里常夹一支钢笔,但说起汉语,他的表达常常是活泼生动的,提及本刊10周年,他用了句流行的网络语——“祝你们10岁‘生快’!”有人说他现在和雷锋一样是中国的名人了,白乐桑只是笑笑:“哪里!哪里!我只是汉语教学事业中的一颗螺丝钉。”


上世纪70年代,白乐桑留学中国时在天安门前留影


1970年代,“登上了月球”


人物周刊:还没到中国之前,您对中国是否有一些想象?


白乐桑:我当时最早是修哲学的,所以,学中文之前,我对中国没有太多了解。你看,我连喝热水都不知道。当然,因为是年轻人,又确实有这种政治环境,或多或少有点理想主义,就说那时觉得中国才在追求一个比较完美的生活、比较完美的制度,可这不是学习中文的动机。主修汉语之前,我跟别人一样,知道有些中国餐馆,接触过汉字,感觉既美观又神秘。然后主修汉语的时候,很快就对中国的成语、《孙子兵法》、围棋,特别感兴趣。围棋,跟中国象棋或国际象棋大不一样,很有哲学的战略战术,我比较喜欢。


人物周刊:“白乐桑”这个中文名字是自己取的,还是汉语老师给您取的?


白乐桑:一半一半,都不完全是。您可能知道,那时我从没想过有一天要去使用我的汉语,更没想过有一天会去中国。1973年5月快毕业的时候,我快要放弃汉语本科了,忽然得知一个消息:中国恢复文化交流。这个消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生活,所以我就去申请了。法国有30个名额,相比其他国家算很多了,我们申请者有可能300位吧?我被录取了,所以73年年底第一次——按我习惯说法,就是登上了月球,说月球一点儿也不过分,就是当时从来不能去的国家——也就是40年前刚到北京第二天或第三天,北语给我们开了一个学生证,从那天起我们都有了中文名字,给我起的是“白尔拉桑”。


有意思的是,好像我们多少有点反感吧?因为虽然当时语感不是很强,中文水平也不高,但总觉得这不像中国名字。按我现在的说法,好像说这个名字表意性不强,所以两年后回到法国我自己给改了。我不喜欢那个“拉”字,从外文翻过来,是音译的,所以自己改成了“乐”,后来发现不少中国人反映非常好,而且中国古代还有“白乐天”嘛!


人物周刊:您当年留学时,中国还在“文革”中,但您写的回忆文字似乎看不出这个政治背景?


白乐桑:不完全是。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文革”的时间有两种看法。中国人普遍说是从1966年到1976年“四人帮”粉碎。可是,我记得西方传统说法是1966年到1969年。为什么?也就是说,暴力的武斗、内战的阶段,我觉得这也有道理,如果还处于“文革”,我们肯定去不成的,我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文化交流去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已经走向了稳定,不是真正的开放,可基本上是稳定的。文化交流是1973年恢复的,大学也开始重新运作了,不然的话我怎么能去?1969年可能街头到处都有武斗什么的。其实我们在中国期间,发现还没完全稳定,那时候每天看报纸,知道今天批的是安东尼奥尼,那个批的是无标题音乐,还有“批林批孔”、张铁生交白卷,很多都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完全能弄清楚,不过我们完全可以去北京街头,但没发现任何东西。我们也认识汉字,所以去外地会发现一些标语,不是官方的,可能是民间写的,看来还有一定的紧张局面。


人物周刊:当时你们这些留学生还争着参加“上山下乡”?


白乐桑:当时不叫“上山下乡”,叫“开门办学”,我们做了很多努力说服领导,可他们坚决不同意。我们做了不少工作,最后才答应批准,可是浇田很苦啊!我说,苦算什么?就像现在你有一张票,你能去月球。你不愿去吗?告诉你那边可能睡得不太舒服,别介意啊!所以,太难得!当时没有外国人去中国农村,最近因为中法建交50周年,我做了个画册,问我当时同学,他们一致说,当时去农村、去工厂是最大的收获,因为这是真实的中国。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快速变化?


白乐桑:第一,这么快、这么大的变化,这可能是历史上罕见的。第二,有的变化在我看来也不是正面的,那只是个人的自由表达。当然,80年代以来,和从前那是没法儿比,很多是比较正面的现象。后来呢?因为越来越现代,也可能是我年龄的问题,也是中国现实的问题,我开始有些怀旧啊。我的意思是,中国当时虽然——你们使用的词是“落后”可是对我来讲,有一种“神秘”,还是那种褒义的观念,我为能去神秘的国度而自豪。最近,两个月前,我6个星期中去了3次中国,两次去北京,第三次是去上海。以前我每次到北京一直感到非常亲切、舒服,因为我已经长时间融入这个国家,包括它的语言、文字,这是一种舒服的感觉。我在英国也没有这种舒服的感觉,因为我的汉语可能比英语好,我在那里有在国外的感觉,我在中国没有在国外的感觉,一直感到很亲切。可是那次从首都机场下来,见到朋友、书店什么的,我可能个人认同有所转移,第一次感到某种反感。当然,空气污染,虽然我个人不是太敏感,可我没想到会那么难受。第二,交通我觉得恶化了。第三,这可能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北京哪儿有一点味儿啊?这个建筑风格到底是哪儿的?很难判定这是北京的。“神秘”的感觉绝对没了,可是味道,至少应该有一点味道。上海没有神秘色彩,可至少它有它的味道,喜欢不喜欢是另一个问题,可是北京现在能找到一点味道的,只有公园,因为公园里有我跟40年前一样好奇的、能接触的情景,晨练。我去中国可能200次了,到现在跟40年前一样好奇的,就是最中国的晨练。可我现在最大的担忧是,因为空气污染、交通恶化、生活质量严重下降,说不定以后北京人连公园都不去了,到那时候北京就永远不在了。


过去我只要有一点点时间就去后海,这次又去了一趟后海,连在后海也有很大反感:你在那儿也不可能溜达溜达,为什么?停车的,那些车我都知道不是一般的车。都停在湖岸,连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了。上次一家媒体的主编请我随便聊天,我说,你们要尽快把后海定为步行区,让这些汽车都停在别的地方。


“中国人是亚洲的法国人”


人物周刊:不少人都提到法国文化和中国文化非常相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白乐桑:法国和中国确实有共同的细胞、共同的交叉点。我现在想,主要可能是在人的方面,你可能早就听说这个很俗的说法,“中国人是亚洲的法国人”,这种比较不是没有道理。我会纠正一下,中国人也许有点像欧洲的拉丁民族人,就是法国、意大利,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上,更深层、更雅一点,所有专家都说中国的早期电影、1930年代的上海电影太像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或许不只30年代,那部《洗澡》,评论家都说这太像意大利的电影风格。我的意大利同事,每次我们随便聊天,都说,哎呀!他们(中国人)太像我们。我说,我很早就知道,中国人是亚洲的法国人,其实是拉丁民族,比较不遵守纪律,有一些外向。


中法教育传统都比较重视书本。英国人就比法国人更加实际,更走向经验主义。我们的拉丁语教学跟中国的古文教学也很相似。


还有,这两个民族相对更注重享受生活。中国文人特别注重享受,养金鱼什么的。还有最重要的饮食文化,全世界特别讲究的就这两个民族。讲究到什么地步?法国的饮食文化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到路易十四时期开始形成一个真正的、特别丰富的文化传统。法国在这方面特别矛盾,你说他潇洒、享受生活,但在吃的方面,法国人很较真,最会说“应该这样,不该那样”,包括拿捏杯子的手势等等,法国人特别讲究一些规则和原理。


人物周刊:用餐礼仪方面,感觉中法差异很大,法国人非常喜欢边吃饭边聊天。


白乐桑:对,喜欢说话,而且,这才懂规矩,不然你就不礼貌啊!在饮食文化方面,中国和法国最大的差异之一,是中国人吃饭的时候少说话,但法国人吃饭说话是种文化,话题当然很多种,就一顿晚餐,话题当中可能有吃有喝,谈酒的种类,谈菜谱,谈什么,别的国家几乎没有。一个法国人请客吃饭,饭后可能还要再侃一两小时,虽然客人可能很晚到12点才离开。


人物周刊:您在法国常年从事汉语教学,作为汉学家,您怎么看目前全球遍地开花的孔子学院?


白乐桑:首先,开展这么一个项目,我觉得是正常现象,中文必须得有它的“汉语联盟”。这一点我觉得是肯定的。其次,它的发展过程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发展速度可能过快,没有事先打出品牌,或者考虑要打出品牌,注重以什么品牌、到底孔院是什么品牌?定位不明确。当然造成一些不良现象,什么对方国家内部竞争,中方内部竞争,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竞争,什么什么,这可能不利于打品牌。第三呢,对,这比较严重,当然,法国的孔院和非洲孔院不一样。我说法国孔院吧,或者西方国家孔院,他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传播文化,那传播文化目前有不少障碍,这也是中国大大地低估了,你所派的人才不会当地语言,你怎么传播你自己的文化?这是跟中方所抱有的偏见有直接关系。非常有意思,中国包括官方文件和表格,让中国以外的人都填写英文名字,英文名字是很可笑的,反映了中国包括官方把语言和文字混为一谈。我没有英文名字,一般来讲,我们的名字是法文名字。他们以为这是英文,这不是,这是什么?这是拉丁字母。什么语言?法文。这是语言的概念。所以,孔院他们以为全球都会英语啊,其实,远远不是。


还有一个,孔院人员对自己的文化定位是有问题的。比如,你是孔子学院总部,你派人员去法国孔院,第一可能不太会法语——这已经就失败了。第二,他应该做什么?应该传播文化。法国人感兴趣的是什么?就是饮食文化,吃。那孔院要介绍什么?介绍中国文化。他们会吗?他们不会。为什么?年轻人不知道菜系。还有更严重的,是缺乏两个东西,一个是比较能力。你给法国人讲中国饮食文化,你不可能不跟法国的饮食文化进行比较,或者跟日本的饮食文化进行比较。我们知道,是只有比较才能懂。他们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还有一个,缺乏概括能力。反正,无论怎样,你问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中国饮食文化的最大特征有哪些?然后马上就说,中国有鱼香肉丝什么的,这不是特征。马上就走向具体、走向实践。你问中文的特征有哪些?京剧的特征?我觉得任何一个孔院的年轻志愿者,都应该会。


我最近几年发现。现在对年轻人最有吸引力的亚洲文化,不是中国文化,是韩国、日本文化。但我觉得中国文化相对丰富多了。为什么?因为,孔院所传播的这种文化模式比较僵化、工具化、工艺化。中国结、中国剪纸、中国饺子……这三点的共同点是:都是实践。还有呢,比较僵化,但中国不是没有活着的文化,有,像电影。电影完全是活的。我两年前去北京,幸亏有个中国朋友,他在文化方面特别敏感,让我去看一个中国电影《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苏童小说改编的,电影很好看,可是影院里10个人都不到。


喜欢四合院,不喜欢五星级酒店


人物周刊:中国作家中,您比较欣赏谁的作品?


白乐桑:我比较欣赏老舍,毫无疑问。真实。有味儿。我们追求中国的,所以喜欢四合院,不喜欢五星级酒店。


现在我可能更偏爱中国古典作品。老子、庄子、列子,以前喜欢,现在更加喜欢。尤其唐诗宋词,王维、李白,我只要有一点时间,我不去看电影,就拿一首诗慢慢欣赏,我觉得这是再好不过了,而且越来越喜欢。我不一定都能懂,因为有时候有特别的地名,就像书法,可能知识水平不够,不过能欣赏就很不错了。


人物周刊:我知道您翻译过《孔乙己》,而且非常欣赏鲁迅,想听您讲讲和鲁迅作品的接触?


白乐桑:我三次回中国都跟鲁迅有关,79年年底、80年,甚至81年去参加鲁迅诞辰100周年,有胡耀邦讲话,在人民大会堂。我特别喜欢的还是他的小说,虽然写得不多,我的认知倾向是概括能力比较强,所以,小说,短篇,特别适合我。我非常喜欢鲁迅刻画的人物,尤其是孔乙己。甚至我跟一个留学生后来拍了个《孔乙己》的小电影,当时教我高中毕业班学生《孔乙己》片段,都是从连环画里摘出来的,到现在有的留学生,几十年以后还会背: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人物周刊:鲁迅塑造了那么多形象,为何您如此喜欢孔乙己?


白乐桑:你问得好,这个我从没想过。我是自发地喜欢,可能因为他比较独特,“站着喝酒的唯一的人”,就是与众不同。另外,我觉得他有他的可怜,而且有学问呐!我一直想,鲁迅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人?是讽刺还是同情?我特别喜欢这篇小说最后几行,如果你仔细看,鲁迅没说最后孔乙己死了没有,就是据说、好像,我一直特别喜欢这种模糊性。


也许他也代表了我的喜好。我对中文的动机,不得不说基于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孔乙己代表中国文化。当然,鲁迅有别的意思,或是讽刺旧中国什么的,我不考虑新旧,就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书房那些,你说是旧的,我们肯定不这么想,我们觉得是最美观的,非常欣赏,反正,所有短篇中,我最喜欢孔乙己。


人物周刊:里头写茴香豆的“茴”有几种写法,这个笔画可能对您也有特别的吸引力?


白乐桑:对的!我们老外其实更加在意一个字的结构,“茴”的写法,草字头啊,宝盖儿啊,我们很注重这个。


人物周刊:您接触的第一个汉字是哪个字?


白乐桑:可能是“我”字,我记得非常清楚,特别美观,但我当时写起来就不太美观,也不知为什么,“我”字看起来比“你”字、“他”字美观多了,特别喜欢。


人物周刊:您有没有比较欣赏的中国古代书法家?


白乐桑:当然有,王羲之、宋徽宗。还有不少。宋徽宗的瘦金体很特别,有一点像竹叶。我上过点书法课,有欣赏能力,我至少能说自己达到了享受的水平,当然不是真正的专家。现在讨厌的是,包括中国老师,写字不太注意,不好看,这是我很反感的。西方老师可能是因为没有这个能力,只要能写准确就行,但中国人是从小培养出来的,应该讲究一点。

(实习记者葛明宁亦有贡献)


南方人物周刊新版客户端全新改版,更多精彩文章抢鲜阅读。Android、WP的手机用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即可下载。iPhone用户在app store搜索“南方人物周刊HD”即可下载。